“四書”若何通？“道”該怎么講？
——讀劉強師長包養網站教師《四書通講》
作者：汪進超
來源：《中華讀書報》
時間：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丑玄月廿九日乙卯
耶穌2021年11月3日
同濟年夜學劉強傳授的新著《四書通講》近期由廣西師年夜出書社發布，上市未及兩月，便兩度加印，印數達15000冊，在讀書界惹起了不小的反響。該書的特點在于安身“四書”，旁及“五經”，系統而細密地闡發儒家之“道”。作者以現實關懷追繹儒學脈絡，使“道”在日用包養條件常行間顯現其性命力，又以儒家思惟觀照當下社會，試圖在時代的“失路”中指出那扇“道”的“窄門”。可以說，這本兼具學術性、思惟性與通識性的“四書學”著作，既是一位人文學者“問道”心路的真實寫照，是儒家經典現代闡釋的一次無益嘗試，同時又可視為儒家思惟在遭遇百年批評后“一陽來復”于當代中國的一抹“縮影”。
宋代之前，儒學重心在“五經”。學者欲明經義，須以訓詁考據為先。漢唐千余年間，各家注疏層出不窮，解經之作汗牛充棟，故士人治學，有皓首窮經之功。逮至宋朝，批評舊注而另立新說之學風風行，學者亦苦于經注繁雜，欲根究更為易簡的義理之門。南宋朱子踵武前賢，為《年夜學》“格物致知”章作“補傳”，分《中庸》為三十三章并為之注解，以成《年夜學章句》《中庸章句》，又蒐集後人注釋而編訂《論語集注》《孟子集注》，并于淳熙九年（1182sd包養）將四種著作并為一集刊刻于婺州，是為《四書章句集注》。朱子視“四書”為進進“五經”的階梯，并傾注畢生精神進行校訂原文、修正注釋的任務，進而建構了有著深摯思惟性的“綰經學與理學而一之”（錢穆著：《朱子學提綱》，生涯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，第181頁）的學術體系。這一體系的建構，“不僅是其‘私淑諸人’‘尚友前人’的偉年夜結晶，更是一個有著長久歷史和宗教心靈的陳舊平易近族，在人文價值和感性精力上的義理釋放和哲學衝破”（《四書通講·尾聲》）。雖然此后由于慶元黨禁等緣由，朱子思惟曾一度遭遇打壓，其“四書”學亦成為反對者攻訐的對象。但在朱子后學的盡力下，“四書”學逐漸遭到學者及官方的重視。元代延佑二年（1315），進主華夏的蒙古政權規定士人以《四書章句集注》作經問。自此以后，“四書”便一向被作為科舉取士的必考書目，朱子的《章句集注》也成為官方指定的權威注解。至此，儒學研討逐漸進進“四書”時代：“降至清代，‘四書’幾乎演變成為科舉的學問，雖然其間或有消長，但‘四書’學無疑成為宋代以后經學的重要范圍，特別元明時期圍繞經書的議題，絕年夜多數都是花費在‘四書’之上的。”（[日]佐野公治著，張文朝、莊兵譯：《四書學史的研討》，萬卷樓圖書股份無限公司2014年版，第311頁）
但是，在廢除科舉及“新文明運動”掀起反帝反封建思潮后，儒學遭遇了史無前例的厄運。其間雖賴梁漱溟、熊十力、馬一浮、錢穆等“新儒家”的堅守，使儒學統緒不至斷絕，但在“新青年”們的劇烈攻擊和各種思惟與主義的“擠壓”下，作為“封建統治階級”藉以取士的“四書五經”，也難以防止地成為“痰盂”和“箭垛”，虛偽陳腐、禁錮思惟、阻礙生產力等非議與謾罵何曾斷絕！不過，罔顧事實的狂熱指責并不克台灣包養網不及解決問題，反而裸露出其背后的邏輯謬誤。應當意識到，是統治集團選擇了儒學作為鞏固其集權專制的東西，而非儒學繁殖了專制與虐政。劉強師長教師指出：“良多人帶著這樣的誤解往對待以儒學為焦點的傳統文明，卻完整無視儒學被毀棄之后的比來百余年，功利主義、權要主義、權威主義等不僅沒有在現實中消散，甚至比現代有甜心花園過之而無不及的事實。”（《四書通講·自序》）確如其言，現實的結果是對那些武斷抨擊的最佳回應。實際上，“恰是專制的政權使儒家的全國為公、平易近貴君輕這樣的政管理念不克不及在現實社會中實現，并不斷被曲解。而儒家的經世思惟則一向堅持著對于權力的制約”（干春松著：《儒學小史》，上海國民出書社2019年版，第282頁）。在承載著儒學經義的“四書五經”被“掃進歷史的渣滓堆”后，我們卻驚愕地發現：“我們經常因為對現實的不滿，就把責任‘諉過’給了祖宗和傳統，殊不知，現實的種種弊端，正有很年夜一部門正是毀棄了祖宗和傳統所使然。”（《四書通講·自序》）時至本日，雖然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反思自覺摒棄傳統的做法，意欲從頭認識儒家思惟。但歷史的隔閡、觀念的割裂，甚至是語言文字的距離，都成為橫亙于儒家經典及其蘊含的思惟與當代人之間的重重阻礙。是以，若何解讀儒家經典，“激活”古圣先賢思惟，更主要的，若何凝集更廣的“學緣”，使“道”彰顯在當代人的日常生涯中，于價值體系重建之際發揮其應有的感化，是今朝儒學研討者的責任與任務。而這本嘗試著“破譯”與“解析”那來自遠古的“道”的聲音，盡力地勾畫出那“隱而未顯或許顯而未彰的‘道脈’”的《四書通講》，所體現出的恰是一位當代學者對“人能弘道”“道不遠人”的信心的堅守與踐履。
二
近年來，儒學雖遠未回到其應有的地位，但令人欣喜的是，坊間相關的研討結果也在逐漸增多。值得留意的是，就“四書”研討而言，早先著作多是對此中某一種進行單獨注解，以《論語》新注尤眾。這當然是對經典詮釋傳統的延續以及儒學傳播所做出的積極盡力，表白了在經過劇烈的“批孔反儒”之后，人們又開始重視原典析讀，嘗試在對先秦儒學的現代詮釋中從頭認識孔子、孟子等儒家包養條件代表人物。但這種單一的注解與研討，在某種水平上難免形成了儒包養心得學整體思惟脈絡的割裂。這般以來，由朱子樹立的“四書”義理系統及“道統”諸說難以彰明，南宋至清代數百年間以“四書”學為焦點的思惟資源也有孤立散亂之虞。基于是憂，劉強師長教師在完成《論語新識》（岳麓書社2016年9月版）五年之后，又將醞釀已久的通講“四書”的構想付諸包養留言板筆端。如其所言，寫作此書的主要目標即是“從頭梳理貫穿于‘四書’中的‘日用常行之道’”（《四書通講·后記》）。但這一目標的實現洵非易事，作者需求面臨與解決的是“四書”學中的主要難題，即“四書”若何“通”？以及“道”包養網站該怎么“講”？換言之，在“四書”體系內部，《年夜學》《論語》《孟子》《中庸》各有其獨立性，歷來注解也多是在“四書”原有框架下進行注解與闡釋，故而欲打破文來源根基貌以從頭梳理“四書”的思惟理路，需求深摯的學養與較高的理論運用才能。此外，正如《中庸》所言：“正人之道，造端乎夫婦；及其至也，察乎六合。”若何在自我體察的基礎上講述“費而隱”的“道”，防止“過”與“不及”諸弊，絕非易事。就此而言，“包養網評價通講四書”的任務，看似簡單尋常，實則非經一番精研沉思而莫辦。這本三十余萬字的《四書通講》，誠包養感情可謂作者苦心、誠心甚至道心的結晶。
起首，與以往“或問”“年夜全”“輯錄”等“四書”注解體例分歧，《四書通講》將《年夜學》《中庸》《論語》《孟子》的原有篇章進行從頭整合，提煉歸納出為學、修身、孝悌、忠恕、仁愛、義權、誠敬、正派、中庸、治平、齊家、教導、結交等十三個主題，又細分為學道、孝道等十八個子目。作者分門別類地引述“四書”中的相關內容，在孔、曾、思、孟“四圣”思惟的彼此參照下，對分歧主題條目進行嚴謹的辨析論證。如第四講“忠恕之道”中，作者為了論證“‘終身行之’唯有‘恕’”的觀點，先以“夫子之道，忠恕罷了矣”引出孔門關于“忠恕”的討論，而后以《論語·衛靈公》中孔子“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應答表白“恕道”是人的“底線倫理”，接著又順次選取《年夜學》傳十一章“所躲乎身不恕，而能喻諸包養犯法嗎人者，未之有也”，《中庸》第十三章“忠恕違道不遠，施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”，《孟子·盡心上》之“強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”等相關論述，以印證“恕道”之淵源有自，且較“忠道”更為主要。在這種漸次的引述與闡釋中，作者對于“恕道”的討論也逐漸深化，進而在“求仁莫近”的話語邏輯下搭建起“恕”與“仁”的意義橋梁，充足彰明其倫理價值。可以看出，這種“以義類聚”的主題討論并非包養感情是簡單的語料堆積，而是在掌握分歧主題思惟脈絡基礎上的融會貫通，義理的闡發恰是在這種融會貫通中得以實現。
其次，《四書通講》以“道”貫通十三個分歧的主題，也體現了作者對“四書”若何“通”，“道”該怎么“講”的思慮。孔子曾言：“吾道一以貫之。”（《論語·里仁》）朱子解釋曰：“嘗譬之‘一’便如一條索，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，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，卻將那一條索來串穿，這即是‘一貫’。”（程樹德撰：《論語集釋》，中華書局2014年版，第339頁）實際上，為學、修身、孝悌等分歧主題便如朱子所說的“散錢”，而那條串穿這些“散錢”的“索”則非“道”莫屬。故而《四書通講》的十三個主題后都綴以包養條件“道”字，表白了作者對于“道”貫穿于日用常行中的懂得。這樣的處理也使得分歧主題間構成“既可獨立支撐，又能彼此勾連，彼此貫通，同時也有一個邏輯上的先后次序遞次和首尾呼應的內在聯系”的整體，以“道”貫之，恰如“索”貫“散錢”，進而“產生一種‘整體年夜于部門之和’的‘格局塔’效應”（《四書通講·自序》）。作者也將這種結構比作一座園子，“回環往復，義脈相通，可瞻前顧后，可左顧右盼”（《四書通講·本書讀法》）。此即所謂“四書”之“通”。而以“道”聯結分歧主題的過程，也恰是“道”得以呈現的絕佳途徑。實際上，我們幾乎無法單獨地就“道”論“道”，這是由“道”的本體特征決定的。王船山言“道者器之道”，以及熊十力“體用不貳”之說也無非是就“道”的這一特征而言的。《四書通講》的十三個主題，十八個子目，觸及個人到社會的種種關系，涵括了修、齊、治、同等諸多層面，使“道”顯現于日用常行中。這種以“道”貫通分歧主題，又在分歧主題的辨析中彰明“道體”的范式，很好地闡釋了“四書”所承載的即體即用之“道”，較為傑出地實現了“四書”的“通講”。
除講論“道體”外，本書的結構編排也表白了作者在“歷時”維度上對“道統”或謂包養sd“道脈”的關注。作為全書的有機組成部門，《自序：道的“窄門”》從“四書”的歷史內涵及文明意義等方面帶出朱子“道統”之說，而《尾聲：道脈永傳》則遙應《自序》，在收束十三種“日用常行之道”的同時，細包養俱樂部致地梳理了“道脈”傳遞的內在理路與歷史進程。這般一來，孔、曾、思、孟被放置于堯舜以致程、朱、陸、王的思惟傳統中，“四書”也從頭回歸到儒家經典序列中。在這般巨大而深摯的佈景下，“四書”廣闊的義理空間得以展現，而“道”經久不衰的性命力也得以釋放。
三
王陽明嘗曰：“正人不求全國之信己也，自負罷了。吾方求以自負之不暇，而暇求人之信己乎？”如其所言，對于“四書”的閱讀與闡釋，也應當以“求自負”為重要鵠的。就此而論，《四書通講》可謂是一位當代學包養金額者對于“道”的自我確證的實錄。作者自陳台灣包養：“作為一個年輕時深受反傳統思惟影響的曾經的‘新青年’，我不過是可巧在人到中年時，通過謙卑的閱讀和思慮，隱約聽到了來自遠古的‘道’的聲音，然后斗膽將這聲音再做‘破譯’和‘解析’，分送朋友給有緣的讀者罷了。”（《四書通講·自序》）作者曾有“尚幸中年始欲仁”之句，這不僅是與“四書”結緣，與先賢“為友”之際的感歎，更是其內心在久浸經典之后所產生的某種確信。故而《四書通講》中的年夜多數討論，實際上起首是作者與本身的“對談”。從詳盡的字詞訓詁到嚴謹的義理闡釋，都表現出一種謙卑而誠敬的心態。如第六講“義權之道”，作者為了探討“義”的本義與真義，先后從《說文解字》《釋名》《年齡繁露》《孟子》《新書》《禮記》等典籍中征引例證，以作字源學的訓詁考論，進而總結出“儀”“宜”“我”“理”“禮”“節”等闡釋，在分歧含義的彼此參包養故事照中，標舉“義者，宜也”之說。這種“小學”考據雖稍顯死板，甚至在一些以義理為重的學者眼中何足道哉，但從字詞考據出發的辭意解讀與義理闡釋，天然更為厚重，也更令人佩服。正如程子所說：“凡看文字，須先曉其文義，然后可以求其意。未有不曉文義而見意者也。”（《讀論語孟子法包養dcard》）可以說，作者在訓詁考據與義理闡發中對“道”的自負與自證，使得此書在某種水平上成為一本“證道”之書。
此外，《四書通講》又可視為一本“辯道”之書，這源于該書所體現出的批評性。在“求自負”的同時，作者又儼然成為一位“辯者”，隨時“辯難”，處處“反駁”。如討論“攻乎異端，斯害也已”時，作者對楊伯峻“批評那些不正確的議論，禍害就可以消滅了”的翻譯提出異議并逐字辯駁，進而得出“專在過火反向的一端用力，就會無害了”的新解。在談論儒家“平易近本”思惟時，作者又批駁以魯迅諸人“孔子思惟為統治者服務”的觀點：“這種只給文字做神奇的‘階級剖析’，完整不顧古漢語修辭本有‘錯綜’之法的思緒，當然絕不費力地把孔子劃到了奴隸主的幫兇一邊，卻也把好好的學問思惟給講歪了，把宅心仁厚的圣賢給爭光了！”包養金額作者還從“四書”及“五經”中大批征引論據，無力地論證了孔、孟等人的“平易近本”“暴政”思惟……此種駁論在書中隨處可見。針對“五四”以來對于“四書”及儒家之“道”包養價格的俗見、誤見與偏見，作者態度鮮明地表現反對，并通過考據、論證及邏輯推理等方法逐一辯駁，提包養站長出本身的見解。也恰是在這種分歧觀念的博弈與張力中，經典的本義得以彰顯。故而作者雖處處“樹敵”，包養一個月卻又“擺佈逢源”：引林語堂《蘇東坡傳》討論“學緣”，引《老子》以證圣賢之“知缺乏”與“自視闕然”，援馬克思·韋伯之言探討“性善”，甚至引《舊約》“貢獻怙恃”之誡以論“孝悌”……凡此種種，皆可見儒家思惟本來蘊涵的某種普適性價值。
當然，作為一本當代的“四書”闡釋著作，《四書通講》亦是一本現實之書。作者謹遵夫子“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”的教誨，在“沿波探源”以闡明儒家思惟的過程中，將其置于當下社會進行審視，以期抉發“道”的現實意義。故而其于“治平之道”之后論述“齊家之道”，看似與《年夜學》“包養站長修齊治平”之次序遞次相齟齬，然若稍加研讀，便能發現其專心地點。蓋“齊家”所指，本為先秦封建宗法軌制下的貴族之家，即顧頡剛所謂“具有擺佈國之政治之氣力者”，故而《年夜學》所謂“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”的理論在當時有其主要意義。《四書通講》于探討“齊家”之前包養網單次討論“治平”，恰是其現實性與當代性的體現。此外，在對“證父攘羊”這一公案的討論中，作者力證“親親互隱”之“直”，并以其反思當代刑法，倡贊“容隱權”與“緘默權”的需要性。這些將儒家思惟置于當下社會進行思慮的做法，包養dcard既體現了作者的現實關懷，也是其以“時”“中”等原則懂得“道”的例證。如其所言：“既然這般，我們就更應該試著做一張陳寅恪師長教師所謂‘清楚之同情’的答卷。一方面‘復盤包養一個月價錢’那些被‘改動’的經典闡釋系統，一方面嘗試‘激活’傳統文明中蘊躲的文明基因，‘賦予’其新的意義和價值。”（《四書通講·治平之道》）
朱子曾批評時人解經的不正之風，說：“本卑也，而抗之使高；本淺也，而鑿之使深；本近也，而推之使遠；本明也，而必使至于晦。”（《朱子語類·卷十一》）時至本日，其言猶振聾發聵，惹人深省。實際上女大生包養俱樂部，那未嘗有一息停歇的“道”何曾“遠人”，其隱而不張，晦而不明，乃是人自遠之。當下社會，仍然有不少人彷徨于觀念、價值甚至崇奉的分岔路口而不知所往。故而若何做好經典的當代闡釋，拉近“道”與人的距離，進而在不經意間指明“道”的標的目包養意思的，找到那扇“道的窄門”，無疑是值得深刻且長久思慮的問題。
責任編輯：近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