董仲舒對《論語》的援用與詮釋
作者：曹迎春
來源：《衡水學院學報》2018年第2期
時間：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三月十八日乙未
耶穌2018年5月3日
摘要：董仲舒非常重視儒家典籍《論語》，在著作中大批援用，此中《天人三策》援用17次，《年齡繁露》援用43次，援用頻次遠遠包養意思高于漢初其他論著。在援用方法上年夜多采用直接援用，也有少數間接援用。這些引文對于研討漢代《論語》傳本，訂正今本《論語》之誤，都有著主要的價值。董仲舒對《論語》的詮釋，在為本身的政治哲學思惟尋找理論支撐的同時，也影響了后世《論語》注家，是古人研討漢代《論語》學史主要的思惟遺產。
關鍵詞：董仲舒；《論語》；《年齡繁露》；天人三策；援用；詮釋
作者簡介：曹迎春（1976-），女，河北景縣人，傳授，歷史學博士。
基金項目：河北省宣傳文明系統“四個一批”人才培養任務資助項目
《論語》是儒家主要典籍之一，早在西漢文帝時期便與《孝經》《孟子》《爾雅》一道，皆置博士。作為儒包養留言板家學者，董仲舒主張“推明孔氏”，非常重視《論語》，在著作中大批援用。《漢書·董仲舒傳》所載“天人三策”，援用《論語》17條，而援用《詩》《書》《易》三部經典合計才7條[1]。據筆者統計，《年齡繁露》引《論語》43次，觸及到今本《論語》中的19篇。在儒學尚未成為顯學，《論語》也未進“經”的漢初，學者援用《論語》的頻率并不高，是以董仲舒對《論語》的高頻援用天然非分特別惹人注視。
董仲舒在援用《論語》詞句的同時，為了立論言事，會不成防止地融進本身的解釋，“援用”與“詮釋”同步包養意思發生。是以本文將起首對董仲舒援用《論語》情況進行周全的彙集收拾，在此基礎上剖析其在援用、詮釋方面的相關問題，以包養網推薦期客觀準確地評價董仲舒對《論語》研討的貢獻以及在《論語》研討史上的位置。
一、董仲舒引《論語》情況統計
董仲舒的重要著作是《年齡繁露》和保留在《漢書》本傳中的“天人三策”。筆者對這兩部著作中援用《論語》的情況進行了統計，為便利起見，列表如下。（下文觸及《年齡繁露》和《論語》之處，只寫篇目）
二、援用情況剖析
（一）援用頻次
董仲舒著作中援用《論語》的情況已做如上統計，那么漢初其他主要論著中對《論語》的援用情況若何呢？在此我們僅以陸賈的《新語》、賈誼的《新書》、劉安的《包養犯法嗎淮南子》為研討對象，作一番比對。
漢高祖時代陸賈的《新語》援用《論語》5次，分別如下：
1）《道基》：“磨而不磷，涅而不淄。”[2]2（引自《陽貨》）
2）《術事》：“季孫貪顓臾之地，而變起蕭墻之內。”[2]5（引自《季氏》）
3）《辨惑》：“昔哀公問于有若曰:‘年饑用缺乏，如之何?’有若對曰：‘盍徹乎?’”[2]8（引自《顏淵》）
4）《慎微》：孔子曰：“道之不可也包養app，言人不克不及行之。故謂顏淵曰：‘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躲。’唯我與爾有是夫。”[2]10（引自《述而》）
5）包養價格《思務》：孔子曰：“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，樂則韶舞，放鄭聲，遠佞人。”[2]20（包養網心得引自《衛靈公》）
漢文帝時期賈誼援用《論語》2次，分別如下：
1）《新書·容經》：“質勝文則野，文勝質則史，文質彬彬，然后正人。”[3]（引自《雍也》）
2）《漢書·賈誼傳》：“孔子曰：聽訟，吾猶人也，必也是使毋訟乎！”[4]1729（引自《顏淵》）
漢武帝時期劉安的《淮南子》援用《論語》的情況，有學者認為雖然書中有多處引“孔子曰”，但孔子的這些話只要二三處能在《論語》中找到根據[5]。也有學者對《淮南子》註釋及其注釋中征引《論語》情況都做了統計，發現引《論語》有50余例，但援用孔子的話只要10多包養網ppt處能找到依據[6]。
通過與漢初這幾部主要論著援用《論語》情況的比較，可以看出董仲舒比其別人更重視孔子之言。
（二）援用方法
董仲舒對《論語》的包養網ppt援用，年夜多采用直接援用的方法。直接援用中有30處是以“孔子曰”的情勢出現的，有3處提到了《論語》的稱謂和其簡稱《論》。在大批的直接援用中，既有整章援用，也有斷句援用。
整章援用，如《天人三策》中的“德不孤，必有鄰”[4]1902，即援用《里仁》第25章；“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”[7]168，即援用《衛靈公》第29章。《執贄》中的“人而不曰如之何、如之何者，吾末如之何也矣”[8]414，即援用《衛靈公》第16章。這種整章援用的情況并未幾，更多時候是斷句援用。
斷句援用，如《天道施》中的“非禮而不言，非禮而不動”[8]463，就是對《顏淵》中的“子曰：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”[7]123的斷句截引。有些斷句援用只截取一個詞，掇取辭華，靈活運用。如《服制象》中的“看之儼然”，《立元神》中的“駟不及追”，《五行相勝》中的“足恭”“巧舌令色”，這些《論語》中的詞語逐漸演變固定為人們的常用語或成語。
除直接援用外，間接援用在《年齡繁露》中也有應用。如《盟會要》中的“親近以來遠”[8]142，就是對《季氏》中的“故遠人不服，則修文德以來之”[7]172的間接援用。《祭義》中的“孔子受君賜則以祭”[8]435，是對《鄉黨》中的“君賜腥，必熟而薦之”[7]105的間接援用。《俞序》中的“求備于人”，則是一種反意間接援用。董仲舒在這里批評國君奢靡、刑罰殘酷，是因為心中沒有恕道，對別人責備責備。而《微子》中記載的是周公教導他的兒子伯禽之言：“正人不施其親，不使年夜臣怨乎不以。故舊無年夜故，則不棄也。無求備于一人！”[7]198意思是，正人不怠慢他的親族，不讓年夜臣埋怨沒有被信譽。老臣故人沒有發生嚴重過掉，就不要拋棄他。不要對某一人責備責備。本是正面教導，董仲舒取其反意進行批評，這也是一種間接援用。
（三）引文效能
起首，引文對于研討漢代《論語》傳本問題非常主要。
雖然引文年夜部門與今本《論語》雷同，但也有存在些許差異之處。例如：
“正人之德風，君子之德屮，屮上之風必偃”[4]1903。屮，今本均作“草”。
“不教而誅謂之虐”[4]1904。誅，今本作“殺”。
“綏之斯徠，動之斯和”[4]1903。徠，今本作“來”。
“腐敗之木不成彫也，糞土之墻不成圬也”[4]1905。腐，今本作“無”；彫，今本作“雕”；圬，今本作“杇”。
“奢則不遜，儉則固”[4]1909。遜，今本作“孫”。
“導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平易近免而無恥”[4]1910。導，今本作“道”。
對于這些差別，不少學者認為這是因為董仲舒所引《論語》的傳本分歧。據《漢書·藝文志》記載，漢代有《古論》《齊論》《魯論》三個《論語》傳本。唐代陸德明在《經典釋文·序錄》中說：“《齊論語》齊人所傳”，董仲舒，廣川人，在景帝時任博士。他賴以起身的經典是公羊學派傳授的《年齡》，而公羊學派屬于今文齊學，是以他據以引證的版本當為《齊論》[9]。清代蘇輿的《年齡繁露義證》中注釋“茍志于仁無惡”一句時，認為“此當是《齊論語》說”[8]78。清代馬國翰輯有《齊論語》一卷，將《漢書·董仲舒傳》和《年齡繁露》所引《論語》都歸進《齊論》，認為董仲舒所引與《魯》《古》分歧，而與王吉所引有合包養妹，為《包養管道齊論語》之文[10]。
其次，有些引文能訂正今本《論語》之誤，包養網推薦并能間接證明《年齡繁露》一書的可托性。
《度制》引孔子曰：“不患貧而患不均。”[8]222此句在今本《論語》中的表述是：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[7]172。雖然一為“貧”，一為“寡”，只是一字之差，但仍惹起了研討者的重視。清代俞樾在《群經平議》中考證道：“貧”以財言，“不均”亦以財言，財宜乎均，不均，則不如無財矣，故“不患貧而患不均”也。“寡”以人言，“不安”亦以人言，人宜乎安，不安，則不如無人矣，故“不患寡而患不安”也。并且聯系下文中所說的“均無貧，和無寡，安無傾”，指出“均無貧”，此承上句言，“和無寡，安無傾”，此承下句言。是以得出結論《度制》引孔子曰：“不患貧而患不均。”可據以訂正今本《論語》之誤。董氏尚在古注諸家之先，由此可以證明《年齡繁露》是可征信之書[11]。
三、詮釋情況剖析
董仲舒在援用《論語》的同時也在詮釋《論語》。其詮釋重要有三種情勢：“是什么”的解說式詮釋，“為什包養意思么”的追問式詮釋，以及引申式詮釋。但無論采用哪種情勢，都是為了更無力地闡述本身的觀點主張。
（一）解說式詮釋
《玉英》：“故諸侯在不成以然之域者，謂之年夜德，年夜德無踰閑者，謂正經。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，謂之小德，小德收支可也。”[8]80這段話就是對《子張》中“年夜德不踰閑，小德收支可也”[7]201的詮釋。什么是“年夜德”呢？董仲舒將其規定為“諸侯在不成以然之域者”。什么是“小德”呢？即“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”。董仲舒通過對《論語》的解說式詮釋，闡明關于經權辯證關系的見解。權變的出發點依然是本于軌制的，行權有必定邊界，在邊界內收支可也。
《仁義法》：“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，是居上不寬也；以治人之度自治，是為禮不敬也。”[8]256這段話是對《八佾》中“居上不寬，為禮不敬”[7]34的解說。什么是“居上不寬”？“以自治之節治人”，以本身修養的標準往治人，請求別人太嚴，就是在上者太不寬厚。什么是“為禮不敬”？“以治人之度自治”，以治人的法式來修身，是請求本身太不嚴格，就是為禮不敬。蘇輿在《年齡繁露義證》中評價董仲舒對此語的解讀，說：“釋《論語》極精，正我而歸本于禮。可見董所得絕高。”[8]256
《必仁且智》：“《論》之所謂‘不知人’也者。”[8]257此語引《堯曰》：“不知言，無以知人也。”[7]211不知什么樣的“言”，不知什么樣的“人”，《論語》中并沒有具體說明，董仲舒在這里給出了本身的解讀。不知什么樣的“人”？“不仁不智而有材能”的人，也就是有才無德之人。董仲舒認為《論語》中所說的“不知人”，就是不理解辨別這種人。不知什么樣的“言”？董仲舒認為是掩蓋過掉的強辯之言，欺騙別人的應答之言，困惑別人的巧慧之言，掩蔽錯誤的花言巧語。
《身之養重于義》引《雍也》孔子曰：“誰能出不由戶，何莫由斯道也。”[8]266出必由戶，行必由道，那么“道”是什么？董仲舒將其解讀“年夜治之道”，即“圣人六合動、四時化者，非有他也，其見義年夜，故能動，動故能化，化故能年夜行，化年夜行故法不犯，法不犯故刑不消，刑不消則堯舜之好事，此年夜治之道也”。
《奉本》：“孔子曰：‘唯天為年夜，唯堯則之。’則之者，天也。‘巍巍乎其有勝利也！’言其尊天以勝利也。”[8]278這段話是對《泰伯》中“子曰：年夜哉堯之為君也！巍包養網心得巍乎！唯天為年夜，唯堯則之。蕩蕩乎，平易近無能名焉。巍巍乎其有勝利也，煥乎其有文章！”[7]83的解讀。《論語》中雖然也提到了“唯天為年夜”，但側重點是對堯的好事的贊頌，董仲舒通過詮釋，將側重點轉化為凸起天的至尊位置，強調“三代圣人不則六合，不克不及至王”。
《郊語》引《堯曰》中堯謂舜曰：“天之歷數在爾躬。”[8]399董仲舒解釋：“言察身以知天也。”省檢本身可以知天，也就是“以身度天”。劉寶楠在《論語正義》中援用了董仲舒的解說，認為：“此董以在訓察，躬訓身也。在之為察，見《爾雅·釋詁》。察身者，謂省檢其身。當止至善以承天之事，受天之年包養一個月價錢夜福。故天垂象而人主法焉，天示異而人主懼焉。”可見，董仲舒對《論語》的解讀對后世注者的影響是很年夜的[12]。
（二）追問式詮釋
《精華》引《八佾》中孔子對管仲的評價：“管仲之器小哉。”[8]91《論語》中只記載了這一結論，卻并沒有論證其緣由，于是后世學者紛紛給出本身的詮釋。司馬遷說：“管仲世所謂賢臣，然孔子小之，豈以為周道陵夷，桓公既賢，而不勉之至王乃稱伯哉？”[13]劉向說：“桓公用管仲則小也，故至于伯而不克不及以王。”[14]二人都認為孔子之所以評價管仲器小，是因為管仲未能勸勉齊桓公實行霸道。董仲舒也表白了他的觀點，他認為孔子小管仲是因為“不修德”，沒有了柯之盟時的“信”，沒有了存邢救衛的“義”，“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”，功業還沒有完成績驕傲自滿了。董仲舒所說的“功未良成”，和司馬遷的“不勉之至王”，劉向的“不克不及以王”是一樣的意思。清代董天工《年齡繁露箋注》長期包養云：“齊桓無遠略，由管仲不克不及以霸道佐之也。”應該是借鑒了西漢學者的解釋。
《深察名號》和《實性》兩篇都援用了《述而》中“惡人，吾不得而見之矣”[7]73一句，并在《實性》中對孔子為什么說沒有見到過惡人進行了緣由剖析。董仲舒說：“今按圣人言中，本無性善名，而有惡人吾不得見之矣包養行情。使萬平易近之性皆已能善，惡人者何為不見也？”[8]311他認為孔子之所以說“我還沒有見到惡人”，是因為“善”的境界很難達到，并以此為依據，認為孟子以為一切人的性都能稱得上善事言過其實，從而提出本身的人道論觀點
《郊語》和《順命》兩篇都援用了《季氏》中孔子所說的：“正人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年夜人，畏圣人之言。”[8]396董仲舒用一些希奇的天然現象做例證，用《論語》之包養留言板言做引證，起首解釋了為什么要“畏天命，畏年夜人”。他說不敬畏上天和君主都會有災禍降臨，只不過不敬畏君主，災禍會很明顯，不敬畏上天，災禍不明顯。“天殃”與“主罰”的區別就是“暗”與“顯”，所以孔子“俱言可畏也”。至于為什么還要“畏圣人之言”，董仲舒也做清楚讀，是因為圣人能夠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“六合神明之心”和“人事成敗之真”。
《郊事對》：“臣聞孔子進太廟，每事問，慎之至也。”[8]417這句話就是對《八佾》：“子進太廟，每事問”[7]28的詮釋。為什么“每事問”呢？是因為“慎之至”。何晏《論語集解》引孔安國注曰：“雖知之，當復問，慎之至也。”正與董子意同[15]。
（三）引申式詮釋
《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》援用《子路》中處理父子關系之“子為父隱惡”[8]221，由此引申出處理君臣關系也應該是包養網VIP“臣為君隱惡”。那么湯武伐桀紂、秦伐周、漢伐秦是不是違背這一原則呢？董仲舒認為象桀紂這樣的人令不可、禁不止，最基礎不克不及臣服全國，是以湯武與桀紂的關系不是臣與君的關系，湯武伐桀紂并沒有違背“臣為君隱惡”之禮。《子路》中講的是父子之禮，包養網車馬費董仲舒在這里將其引申為君臣之禮，將二者類比，進行引申式詮釋。
《祭義》中“孔子受君賜則以祭”[8]441，引自《鄉黨》“君賜腥，必熟而薦之”[7]105，底本是說孔子接收了君主的賞賜后就拿來作祭奠用品，表達對君主的尊重。董仲舒援用后緊接著用一個問句“況受天賜乎？”將此含義引申為對上天的尊敬。一年之中，上天的包養網dcard賞賜有四次，每次接收后都要進呈宗廟，這就是宗廟每年要舉行四次祭奠的緣由。董仲舒在這里將“君－平易近”關系引申為“天－君”關系。
《仁義法》中先后援用了《子路》和《雍也》中的兩句話。起首援用《子路》中孔子對冉有所說的：“治平易近者先富之，而后加教。長期包養”[8]254隨后援用《雍也》中孔子對樊遲所說的：“治身者，先難后獲。”[8]254兩章連引，引申出結論：“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平易近，所先后者分歧焉矣。”即治身和治平易近的順序是分歧的，治身是先難后易，治平易近是先“富之”后“教之”，而“富之”較易，“教之”較難。
《仁義法》引《衛靈公》“躬自厚而薄責于人”為“躬自厚而薄責于外”[8]255。且不說引文差異是版本問題還是傳抄訛誤，單從高低文來看，後面提到“小惡在外弗舉，在我書而誹之”，在別國的小過錯就不指出來，在本國的就記載下來而加以批評，也就是《公羊傳》所言“《年齡》錄內而略外”。董仲舒在這里將《論語》中本是處理人與人關系的原則，引申解讀為對待本國之事和別國之事的原則。由此看來，董仲舒在援用時將《論語》中的“人”居心改為了“外”也不是不成能的。
綜上所述，董仲舒對《論語》的援用頻次高、方法多樣，有利于推動漢代《論語》的傳播，並且其引文對于研討漢代《論語》傳本，訂正今本《論語》之誤都有著主要的價值。董仲舒對《論語》的詮釋，在為本身的政治哲學思惟尋找理論支撐的同時，也影響了后世《論語》注家，是古人研討漢代《論語》學史主要的思惟遺產。董仲舒在《論語》學史上的位置和影響應該惹起足夠的重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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